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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分析：

一、 A公司和B公司之間存在買賣法律關系

本案中，王某是由張某帶著來工廠的，無論是誰和A公司洽談，最終他們都是以B公司的名義向A公司下單采購。無論B公司與王某基于什么目的、什么合作模式、出資方式、出資比例以及利益如何分配，始終都不妨礙二者在對外關系上是以B公司名義出現，只要B公司與王某的合作模式不違反法律規定均應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護。因為王某的出現辦案機關就認為實質是王某采購，其是借用了B公司名義，未免太過武斷。

民營企業不簽合同或者合同簡單是普遍現象，但這并不妨礙民營企業之間發生真實合法的交易。本案中，雖然A公司與B公司的合同簽訂手續不完備，但是民商法明確規定口頭合同也是有效的，甚至只要雙方交易實際發生就成立法律上的交易關系。因此該案合同簽訂上的瑕疵，并不能夠達到否認雙方之間真實交易的證明效力。

   二、發生貨款回流并非必然就是虛開發票

本案中，A公司收到的B公司貨款出現了大部分資金回流到B公司老板張某的情況，這一點堅定了辦案機關對虛開的定性。但為什么會回流辦案機關往往不去深究。事實上，A公司需要使用大量現金向農戶收購皮毛原材料， B公司訂貨后大部分用現金結算貨款，王某做零售生意，手里有大量的現金。由于稅務機關特別關注“三流一致”，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B公司又通過匯款方式支付貨款以達到形式上的“三流一致”，這樣B公司實際上是多付貨款。所以，B公司多付的貨款A公司當然要退給B公司老板張某。

貨款回流，稅務機關認為B公司就是向A公司買票，匯到A公司的貨款被扣掉一部分手續費后再回到B公司老板個人賬上，B公司沒有購貨。實踐中確實相當一批無交易的買票案件涉案當事人確實是如此操作的。但在各方都沒有確鑿的證據支持己方對事件的解釋時，應按照《刑法》證據排除合理懷疑規則，因此不能采信辦案機關的觀點。

   三、張某口供的證據效力？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是法定犯罪，是否犯罪是由法律作出規定，滿足達到一定的構成要件后才能定位為虛開犯罪。本案的王某一直找不到，張某向辦案機關承認實質是王某采購。因此，辦案機關將張某的口供作為定案的主要證據。

本案中，張某的口供確實認為不是自己公司而是王某購貨出口，自己公司是接受A公司虛開專票。顯然，孫某的認識是錯誤的。王某是自然人，我國目前尚不能以自然人名義出口，更沒有自然人出口貨物可以退稅的法律規定。因此，即使該筆業務確是王某的，王某也必須借用出口公司的名義或以與貿易公司合作的方式完成這筆業務才能達到商業目的。不論王某與B公司雙方基于什么合作模式、出資方式金額比例以及利益如何分配，始終都不妨礙二者在對外關系上是以B公司名義出現的。本案，王某與B公司是作為一個整體參與市場交易的，這種交易模式并沒有違反任何法律，因此，B公司孫某的口供是其在自身不具備法律知識、對法律規定的了解不完全充分的狀態下而作出的錯誤認知。當事人認知錯誤的口供顯然不具有證據效力，法院不應該采信。

   四、他案刑事判決書的證據效力？

本案中，張某已因犯騙取出口退稅罪而判刑。但是，我們認為僅在A公司向其銷售貨物并開具增值稅專票這件事上，如果B公司有實際出口，據此依法獲得出口退稅，則其行為絕對不是騙稅。如果B公司沒有將這批貨實際出口而是假出口，則B公司騙稅成立，但其行為與A公司銷售開票行為之間沒有任何關聯性，B公司的騙稅行為牽連不到A公司。那么張某的刑事判決書也不應該作為認定A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