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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本屆國家稅務總局領導順應時代要求，在改革開放以來歷屆國家稅務總局領導工作思路與全國各級稅務干部持續努力的基礎上，旗幟鮮明地提出 了“解放思想，改革創新，全面推進稅收現代化”的目標設想，要求到2020年基本實現以六大目標體系構成的“稅收現代化”體系。即：完備規范的稅法體系、 成熟定型的稅制體系、優質便捷的服務體系、科學嚴密的征管體系、穩固強大的信息體系、高效清廉的組織體系，從而將稅收現代化同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 戰略目標結合起來，將稅收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提到了新高度。可以認為，正在推進的稅收現代化，是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在服務“兩 個一百年”宏偉目標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稅收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稅收的現代表現與系統構建。
    中國稅收現代化必然呼喚著中國稅收理論的強力支撐與同步發展，呼喚著中國稅收理論現代化。總體上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稅收體系的現代化，應當包括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稅收理論的現代化，包括我國自己稅收理論的持續完善與系統成型，使之更加符合時代新要求。具體說來，包含稅法、稅制、服務、征管、信息、 組織六個子體系現代化的中國稅收現代化體系，都要求能有服務于稅收現代化總體方向與每個特定體系的理論佐證。“稅收理論現代化”進程，既包含著對一以貫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稅收理論體系、已有成果與發展方向的堅持，也有對能更加適應新常態、推進新發展的稅收新觀點的期盼。
    對于稅收理論現代化，首先必須明確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稅收理論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推進的。簡單說，就是要“堅持方向，動態發 展；完善體系，更加成型”。 稅收理論現代化的出發平臺是在三十多年中國特色稅收發展進程中逐步成型的稅收理論體系。稅收理論現代化必須繼續立足中國國情， 是當代中國稅收理論的自我完善與繼承創新，而絕不是另辟蹊徑，再起爐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的要求，前提也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發展道路。因此，我們是在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制度下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加強財稅法治建設與推進稅收現代化的，我們當然也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實現稅收理論現代化，對此必須毫不動搖。現代市場經濟下稅 收的理論共性，現代法治國家對法治財稅的一般要求，我們應該吸收，但是還必須看到中國發展道路、制度體制、所處階段等對稅收理論現代化的特殊要求，這是今 天提出稅收理論現代化的共同基礎。進而，還要用動態發展的觀點來看待稅收理論現代化。中國特色稅收發展之路是持續向前的，是在不同歷史階段中面對新問題迎 接新挑戰的過程，從改革開放初期順應市場經濟體制與對外開放要求而逐步建立的稅收制度。到今天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指引下讓稅收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發揮 更大作用，中國稅收發展充滿生機活力。因此，稅收理論的形成、發展與現代化都是動態發展的，要在實踐中逐步更加成型。
    回顧中國稅收理論體系的形成與發展，每一位親身參與其中的理論工作者對此都有深刻的體會，都有對走過道路與發展方向的堅定自信。今天討論稅收理論 現代化時，筆者不禁想到我國稅務界德高望重的金鑫老領導1985年提出的“三個體系、一支隊伍”的戰略設想。即“我們要經過艱苦努力，用不太長的時間，建 立一套科學的社會主義稅收理論體系，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有利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稅制體系，建立一套科學的、嚴密的稅收征管體系。建設好一支革命化、年輕 化、知識化、專業化的稅務干部隊伍。”在該“三個體系”中，第一個就是中國特色的、科學的、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要求的稅收理論體系的構建，就是對我們要 有自己的稅收理論體系的要求與期盼。與此同時，第二個稅收制度體系與第三個稅收征管體系的構建，也要求稅收理論界要能夠結合中國國情與改革開放進程的要 求，來對既相互聯系又各有特征的這兩大體系進行對應的理論研究。這是構建中國特色稅收理論體系較早的明確表述，激勵了包括筆者在內的稅收理論工作者為之不 斷地努力。1985年成立的中國稅務學會等稅收學術平臺，集聚了一大批致力于稅收理論研究的稅務界領導、學者與一線實踐者。1985年創刊的《稅務研究》 等刊物，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力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稅收文章。應該說，三十年來，我們正是這樣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在比較中深入研究，在稅收一般與中國特色 結合中不斷前行，終于形成了自己的稅收理論體系，并為今天繼續推進稅收理論現代化提供了重要基礎與前進平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稅收理論體系應如何歸納，今天稅收理論現代化再出發的前進平臺應如何描述，這需要稅收理論與實際工作者共同研究。在不久前中國稅 務雜志社召開的“‘稅收現代化’研討會暨《稅務研究》創刊三十周年座談會”上，國家稅務總局領導、中國稅務學會領導、專家學者從不同側面對稅收理論現代化 已經取得的成果進行了闡述，對筆者很有啟發，這里再試舉一些實例來加以把握：

    其一，我們堅持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稅收國家性的全面理解，既秉承了現代國家稅收“強制性、無償性、穩定性”的基本屬性，又對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三性” 之表現形式有了新的認識。例如，正是我們堅持了對現代稅收“無償性”的辯證認識，逐步認同了現代市場經濟下稅收“個體無償、整體有償”的重要特征，所以有 了“個體無償”對應著“依法征管”，“整體有償”對應著“納稅服務”的基本判定，所以有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下堅持“依法征管與納稅服務”有機統一這一重要理 論突破。正是在對這些稅收基本理論的領會中，我們在實踐中探尋著對“稅收征管”與“納稅服務”這一稅收工作“雙核心”、“一個錢幣之兩個方面”的認識，在 我國稅收的不同發展階段上持續地推動著“納服征管”工作前進。
    其二，我們探索了對中國特色稅收使用特性的正確把握。在我國仍然處在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又采用市場經濟資源配置方式的條件下，以稅收為主體的 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就必須在使用上同時體現公共性與發展性的統一。一方面，既然是以市場為主體配置資源，稅收使用就必須體現公共性，即納稅人的錢主要用于 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提供；另一方面，只要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稅收在滿足民生提供公共產品的同時，還必須拿出一部分來搞建設謀發展，稅收也就必然具有發展 性。正是這種對稅收使用公共性與發展性共存的理解，才有了今天稅收使用的合理性與現實性，也才有了新《預算法》“一般公共預算”定義中的表述：以“稅收” 為主的一般預算收入，首先用于保障與改善“民生”，其次用于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而后是用于維護國家安全與國家機構的正常運轉。
    其三，我們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稅收基本制度與稅收征管制度。例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中，我們提出了建立與市場經濟及公共財政相適應 的稅制要求。“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稅制改革方向就是這樣一種理論表述，既符合現代稅制效率、公平、簡便的基本原則，又體現中國特色的稅收 征管要求。而在我們逐步對“稅收征管”與“納稅服務”有了新的理解后，現實中已將“嚴征管”與“優服務”有機地結合起來了。正是基于此，筆者曾經倡導用 “簡稅制、低稅率、寬稅基、嚴征管、優服務”來體現新時期的稅制改革方向。再如，我們始終堅持“稅收中性與非中性相結合”的現代稅收理念，不斷深化對政府 與市場關系的理解，努力探索“稅收不可避免，扭曲必然存在，損失盡量減少”之現代稅收觀的實現形式，并注重把握稅收政策運用的適用范圍與運作力度。我們也 始終從國情出發，提出并不斷豐富稅制結構的“直接稅與間接稅雙主體”理論，探索反映市場經濟要求與國情制約條件下的稅制結構實現形式。
    其四，我們弘揚了中國獨特的“經濟稅收觀”與“集中力量辦大事”等體制性特征對稅收發展的要求。在中國特色稅收體制內，“經濟稅收觀”與“集中力 量辦大事”是我們的特征與優勢。“經濟決定稅收”，強調的是經濟對稅收的決定作用，“經濟蛋糕”決定著“收入蛋糕”，強調在經濟發展前提下的依法治稅；而 “稅收反作用于經濟”，強調的是“收入蛋糕”反作用于“經濟蛋糕”，強調的是稅務部門必須要完成的提升站位、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促進發展、維護穩定，乃 至支持小微企業等重要任務。正是對這些基本觀點的堅持，我們才能在不同發展階段中探尋著“依法征管與稅收任務的統一”，在法治的框架內努力發揮中國稅收的 獨特積極作用。
    其五，我們深化了對稅收法定原則等法治稅收基本要求的理解。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我們逐步理解現代法治稅收的一般要求，積極推動稅收法定原則的 落實，同時也明確在我國國體政體下與發展階段中，稅收法定原則的落實應有其獨特的表現形式，應該探索這些原則落實的中國道路。筆者認為，不久前《立法法》 修訂中對稅收法定原則的闡述，就是貫徹中央“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也體現著我們對稅收法定落實之中國模式的期盼。簡單地說，稅收法定原則必須堅持， 但在不同國家內有其不同的實現方式，不存在普世皆準的共同模式。
    回顧過去，是為了立足今天，是為了展望未來。站在今天這個時點上，我們關注的稅收理論現代化，就是對包括上述成果在內的中國稅收理論的完善與推 進。這里既包括在國家層面上要符合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的要求，也包括在稅收發展層面上要符合稅收現代化的要求。特別是對于“適應新常態、邁向現代化”的稅收 發展，對于稅收現代化體系的構建，要努力從理論的角度予以支持與佐證。
    就近期研究而言，筆者正在努力關注與當前稅收理論現代化密切相關的四個問題，其中有的是對筆者現有思路的拓展，有的是對國家稅務部門提出實踐命題 的理論佐證，也有一些是自己提出的新看法。借此機會，簡單點個題，就是期待和理論界同仁們一起努力，為中國特色稅收理論現代化之實現再盡微薄之力。
    其一，要始終堅持“稅收理論現代化就是稅收理論當代中國化”的理念。筆者贊同在中國稅務雜志社召開的“‘稅收現代化’研討會暨《稅務研究》創刊三 十周年座談會”上馬國強教授提出的“要形成由稅收新概念、稅收新定理和稅收新制度構成的中國稅收話語體系”的設想，贊同郭慶旺教授提出的“稅收現代化就是 要根據中國國情，促進稅收管理現代化、制度現代化和理論現代化”的觀點。近年來，筆者（2014）不斷嘗試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稅收理論體系構建的研究。對 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稅收的內涵，可以從影響我國稅收發展的“基本制度、運行機制、所處階段、發展動力、涉外程度”這五個方面來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 至少具有五個重要特征，即“堅持了社會主義，用好了市場經濟，仍處在初級階段，持續著改革能量，參與了全球進程”。對應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稅收就應該具 有國家性、公共性、發展性、改革性與涉外性五個標志，用大家都比較熟悉的術語來表達，就是國家稅收、公共稅收、發展稅收、改革稅收與涉外稅收的統一。正是 基于這樣的認識，筆者近年來結合對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的領會，結合對新時期稅收發展特點的歸納，就“共筑‘中國夢’的財稅觀”，“立足 稅收、走出稅收”，“研究財稅理論問題的國際政治視角”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下的稅收發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觀點，并將繼續予以探索。
    其二，要繼續探尋“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中國模式”。在國家稅務總局提出的稅收現代化體系中，擺在第一位的就是建立“完備規范的稅法體系”，就是要 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就是要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要求。當前，稅收法定原則已在《立法法》的修訂中 單獨表述了，到2020年前力爭對所有稅種全面制定法律的時間表也已經確立了，應該說，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理論界對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之中國模式 是否存在，必須如何體現稅收法定的中國特色，還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筆者（2015a、2015b） 撰文強調，應認真總結中國特色法治稅收理論發展的已有成 果，努力加強對稅收法定新理論觀點的研究，持續探尋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之中國模式。筆者的主要觀點有四，一是必須把握稅收法定原則在我國多年立法中體現的動 態進程；二是要正確理解修訂后的《立法法》第八條第六款對稅收專屬立法權的表述內容；三是要深刻體會修訂后的《立法法》第九條對稅收授權保留的意義；四是 稅收理論工作者要有社會與體制責任感，要防止片面強調稅收法定原則的共性，或者沿用西方國家稅收法定原則之做法來對比我國實踐，這些都是不恰當的。
    其三，要正確理解“預算確定的稅收收入任務”的新概念，豐富依法治國框架下的“依法治稅與稅收任務統一”理論。當前，在中國特色稅收發展的新階段 中，特別是在全面依法治國新要求下，如何依法組織好稅收收入，是稅務戰線面臨的重要任務。特別在《預算法》修訂后，尤其在我國財政預算體制管理重點進行重 大改革后，如何理解依法治稅與稅收任務的關系，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與現實課題。國家稅務總局提出的“預算確定的稅收收入任務”概念，需要理論界的同志深入 加以研究。筆者（2015a、2015b）認為，“預算確定的稅收收入任務”是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依法征管與稅收任務共存的新形式，應該理直氣壯地予以堅 持，給予理論上的背書。這一理論觀點至少有五層含義，一是稅收任務必須存在；二是在新預算管理體制下，這一任務是預測性指標；三是預測性任務仍然也是任 務，當預測性指標通過人大程序后，就是預算確定的稅收任務，稅務部門就必須努力完成；四是在完成預算確定收入指標的過程中，要努力克服各種執行中的偏差； 五是如果在實踐中，由于種種原因難以完成預算確定的稅收任務，可以通過法定程序報人大批準調整預算。這一理解體現的就是依法治稅下依法征管與稅收任務的統 一，就是探尋在全面依法治國下依法治稅的實現形式。
    其四，要持續探討“具有服務保障的稅收征管”的統一理念，在新形勢下不斷豐富“依法征管與納稅服務有機統一”的理論。國家稅務總局提出的稅收現代 化體系的第三與第四子體系是“優質便捷的服務體系”與“科學嚴密的征管體系”。在總結2014年工作時強調的也是“納服征管在規范發展中開創新局面”，這 些都需要理論工作者予以理論上的佐證。筆者（2015a）提出了“具有服務保障的稅收征管”的理念，認為在新形勢下應該至少在理論上將“依法征管”與“納 稅服務”更加有機地統一起來，并將立足點更多地放在“依法征管”上，而將“納稅服務”內在地嵌入“依法征管”進程。就當前稅收工作來講，納稅服務與稅收征 管還可以繼續在各自相對獨立的體系內不斷完善規范，不斷提升層次，但這并不妨礙從理論角度對兩者在新的高度上再次統一加以探索。這樣一種理論上的研究能對 稅收實踐帶來啟示，這正是我國稅收理論自成體系、不斷發展并持續完善的一個縮影，也正是稅收現代化呼喚稅收理論現代化的又一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