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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去年10月27日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十一次會議初次審議之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審稿于6月24日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進行審議。其中第35條“泄密罪”的規定引起了法學界律師界熱議，許多律師認為，這有違司法公開的趨勢。根據二審稿35條規定，“公開披露、報道第一款規定的案件信息，情節嚴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財經》雜志引述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阮齊林觀點，這意味著，參與報道案件的媒體也將會被追刑責。該條的規定背景，應該說是與李天一等五未成年人犯罪案中辯護律師、代理律師泄露案件內容有一定關系，還應該與最近被媒體披露的諸多強奸殺人冤案有一定關系。

      二審稿第35條在《刑法》第308條（刑法第三百零八條【打擊報復證人罪】—對證人進行打擊報復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增加一條，將泄露案件信息行為入罪，即“司法工作人員、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或者其他訴訟參與人，泄露依法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中不應當公開的信息，造成信息公開傳播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行為將涉罪”。

       二審稿第35條對案件的范圍進行了限定，為“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不公開審理，是指人民法院在進行訴訟活動時，根據法律規定或者其他正當事由，對案件不進行公開審理的司法審判制度。根據中國《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不公開審理的案件包括，有關國家秘密、有關個人隱私、審判時被告人未滿18周歲、對當事人提出申請的確屬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法庭可以決定不公開審理；離婚案件，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可以不公開審理。

       假如二審稿第35條最終通過，律師在承辦案件過程中再以影響案件辦理結果為目的，在開庭審理前或者案件審結前，擅自披露、散布案件重要信息、訴訟文書、證據材料、辯護、代理意見，或者向第三人泄露案卷信息則可能受到刑罰規制。

       許多律師認為，這有違司法公開的趨勢。訴訟活動中，各方地位平等，不能一邊禁止律師發聲；另一邊，司法機關卻可以隨意公開案件，比如公安部部署開展的“網絡打謠”系列案件，公安偵查過程中，媒體得以參與報道，又如薄熙來案的審理，主審法院進行了詳細的微博直播。規矩應該一樣，除非各方都噤聲，否則對律師而言并不公平。靠治罪來保護案件信息，先不論入罪是否合適，單以該改動的表述來看，就難以起到目標明確的規制作用。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劉仁文見到二審稿后，提出諸多疑問：造成信息公開的程度該是多大范圍？到底什么是不應當公開的信息？信息有許多種，那條文中的信息該是何種信息？假設有的案件涉及多個罪名，其中一個罪名是不應當公開的，其他罪名是可以公開的，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以不應當公開的罪名為由對整個案件都不公開是否合理？

      概念、范圍等都沒有明確的情況下，該罪名也有可能會被濫用。

      二審稿第35條并未明確不公開審理的案件在處于何種司法程序時可以公開，意即這些案件就算結案后，相關人員仍然不能將案件信息泄露公開，媒體也不能報道。

      假如不公開審理的案件確屬錯案，當事人只有申訴、抗訴、信訪等救濟途徑，媒體輿論將無法起到監督作用。

      專家建議立法機關慎重對待二審稿第35條，在法官、檢察官、公安民警、律師、記者等行業行為規則尚未完善的情況下，不能因為少數個案，就忽略行業協會的作用，跳過行業的處罰，直接用《刑法》來規制律師和媒體，跨幅太大，不利于行業發展，也不利于保障媒體的監督權和公眾的知情權。